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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比改革的起步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破土
          2018-10-09 00:00:00      中國經濟導報


          開欄的話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我們以敢闖敢干的勇氣和自我革新的擔當,闖出了一條新路、好路,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主要領域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改革之路越走越寬,開放之門越開越大。
              新時代東風浩蕩,中國夢曙光在前。改革是推動中國發展的根本動力,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任何風云變幻都動搖不了我們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按照中央以及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統一部署,本報開設“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這些……”專欄,今日起陸續刊發“這些年”“這些人”“這些術”“這些債”“這些品”“這些事”等系列報道,引領廣大讀者探尋改革開放地標,重溫改革開放往事,聆聽新時代改革開放足音,特別是講出發改好故事、提振發改好聲音、提升發改好氛圍,領悟“關鍵一招”“必由之路”的豐富內涵,激發蘊藏于歷史深處的復興偉力。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蔡若愚

              從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天起,計劃經濟就是刻在這片百廢待興大地上的經濟基因。如果從這個角度看,1978年的改革開放,需要有前人未有之勇氣,行前人未行過之險路。一切未知的情況下,比改革起步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破土。

          共識

              “不適應,非常不適應!工業企業都吃了二三十年的大鍋飯,一下子讓變成私有制,變成市場經濟,很多人都轉不過彎來。”今年80多歲的李榮棣,曾在原國家計委從事輕工業方面的工作。回憶40年前,老人說得最多的就是“不容易”——“現在人可能體會不到,但當時要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阻力非常大!”
              從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天起,計劃經濟就是刻在這片百廢待興大地上的經濟基因。一方面,滿目瘡痍、積貧積弱的國內經濟狀況需要集中有限的力量辦大事,優先發展重工業;另一方面,也是在帝國主義封鎖的嚴峻現實中向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看齊。因此,改革開放前近30年,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國家計劃供給,糧、油、肉、糖、棉、布等日常食品、用品,皆是憑票供應。
              這種狀況下,物資匱乏成為一種常態。常常是,一件棉襖穿了十多年都成了硬硬的棉疙瘩仍不下崗;僅僅是,一件毛線衣都舍不得穿在身上御寒,而是搭在肩背上“招搖過市”。往往是,發的肉油只夠炒菜吃,一頓肉都是奢望;單單是,吃口糖都很難,過節時可能才會分到糖票。
              一切用票的計劃經濟年代,展銷會卻為市場經濟開了一個口子。據悉,從1978年7月到1979年7月短短1年間,北京城里就舉辦了不下5次“清倉積壓物資展銷會”,從外貿局到糧食局,從半導體收音機到五谷糧食,方方面面均有涉及。“那時候的展銷會,人山人海,一票難求。因為生產力沒有解放,物資極大匱乏,市場非常緊張。”李榮棣對中國經濟導報記者感嘆說。
              展銷會的紅火,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供需的極大不匹配。到1978年,這個問題被正視了。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全會提出必須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于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進行調整,對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著手認真改革。
              詩人雪萊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1978年的冬天,北京開啟了通向春天的大門。

          改變

              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指的是當時農業與工業的失調。文化大革命期間,一方面受“以階級斗爭為綱”思想影響,另一方面對國際形勢尤其是戰爭危險的過重估計,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大幅偏向工業。數據顯示,1967~1977年間,我國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速只有2%,但同期工業年均增速卻達到了12.5%。
              然而,當時的實際情況卻是,我國80%的人口在農村,農業不發展,意味著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難以提高。所幸,對于“農業要不要發展”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最終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但對于“農業要怎么發展”的問題,答案尚等待實踐檢驗。
              實際上,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一個月,1978年11月24日晚上,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在安徽鳳陽縣東部小崗村一個閃著微光的茅草房內,18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手印,實施農業“大包干”。
              這個故事,后來反復出現在各大媒體上,被認為是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但鮮為人知的是,為了解決吃糧的基本需要,中國的農民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都曾實行過類似的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生產組織形式,但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這種自發的組織形式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壓制,屢起屢落。
              1978年的這次改革,則不太一樣。1980年4月和5月,鄧小平兩次就農村政策問題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提出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同年9月,黨中央發出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于分田單干和資本主義的觀念,明確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
              在中央的肯定下,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雙包”責任制迅速推廣。1982年,我國農業獲得少有的大豐收,農村面貌出現了可喜變化。同時,與工業相比,農業的迎頭趕上態勢也有目共睹。1979~1984年,工業年均增速為9.58%,農業年均增速提至7.9%,雙方關系趨于協調。
              從安徽、四川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改革開放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此后,經濟責任制、廠長負責制、允許個體經營等看起來與計劃經濟格格不入的體制變化,也噴涌而出。

          責任

              40年后,當李榮棣、王道儒、吳昌倫、孔繁珠等若干老人聚在一起回想改革開放這些年時,“不容易”仍然是屬于改革開放初年的關鍵詞。這些老人都曾是原國家計委的機關干部,分別負責輕工業、科技、能源等方面的工作。
              國家計委,全稱國家計劃委員會,它是國家發展改革委的前身,脫胎于計劃經濟年代,這從其名字中也可看出。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計委曾長期承擔著中國政府對綜合經濟規劃的職能。在那些年的謀劃中,1973年的“四三方案”,對改革開放意義重大。
              1973年1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建議在3~5年內引進價值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得名“四三方案”,之后這個方案又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總額達51.4億美元。這是中國繼上世紀50年代引進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此后,中國利用“四三方案”引進的設備,結合國產設備配套,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約200億元人民幣,至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到了改革開放前夕,把握國家經濟脈動的國家計委中,已經醞釀了調整的聲音。1978年4月18日,著名經濟學家、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顧問薛暮橋致信鄧小平、李先念,詳細闡述當前經濟工作中潛伏的危機,呼吁在高指標問題上要沖破“禁區”。
              改革開放開始之后,1979年3月,國家計委調整了當年國民經濟計劃,“工業總產值減少240億元,增長速度由12%減為8%”;“預算內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由457億元修改為360億元,減少97億元”;“把現有在建的大中型項目壓縮到1000以內”。一系列調整實事求是地直面了經濟發展失調的問題,不再盲目追求高指標。這一調整匯報得到了鄧小平、陳云、李先念、華國鋒的同意。
              盡管如此,面對突如其來的改變,一些省市和部門負責人表現出來的抵觸,也直接反饋到了國家計委這里。根據1979年9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匯報,“許多地區和部門對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還正在貫徹、部署,沒有完全落實下去”“工業企業的調整工作進展緩慢,一些質量差、消耗高、有虧損的企業,該轉的沒有轉,該并的沒有并,該停的沒有停”“基本建設戰線長、效果差的狀況沒有多少改變,目前施工的大中型項目仍多達1500個”……凡此種種,呼應了國家計委“老人”們對于改革開放初期“不容易”的感嘆。
              不過,這次改革是真刀真槍的改革。中央在統一思想、系統清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方面不遺余力,而國家計委在提出建議和調整經濟計劃方面也始終堅守責任,為國家負責,為黨和人民負責。1980年11月18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匯報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調整意見,指出現有的調整方案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要考慮動大手術,即對整個財政收支進行通盤研究和重新安排。
              最終,中央集體決策,繼續減少基建投資,發展消費品生產,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1982年11月,《關于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指出:“現在,我國國民經濟走上了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經過這幾年的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已經基本上趨于協調。我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更加深入的階段。”至此,調整見到了更多實效。

          種子

              1978年,改革開放開閘,但實際上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的思想之閘依然沒有開放。受這道無形之閘的束縛,改革初期的很多“大構想”到了實踐層面,難以轉化為“大動作”。
              據江蘇省政協原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回憶,改革開放的步子剛剛邁出,解放思想還遠遠沒有到位。很多同志腦子里面所認識的社會主義,還都是“文革”前那個社會主義,很多人當時的觀念遠沒有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沒有擺脫“一大二公”。
              即便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確認得到中央支持的上世紀80年代初,人們對此仍議論紛紛。“一些人感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資本主義要復辟了,地主富農也要回來啦’。”
              在江蘇南部,當時發展很快的鄉鎮企業也遭受了炮轟。“因為鄉鎮企業是以市場為取向,依靠市場發展起來的,完全在計劃經濟體制之外,所以當時對鄉鎮企業的批評也很多,說它挖社會主義墻角,是破壞國家計劃經濟,是不正之風的風源,請客送禮等都是從這里產生的,把它罵得一塌糊涂。”胡福明說。
              不過,在中央的堅定支持下,改革堅韌不拔、逐步推進,人們的思想也逐漸發生了轉變,漸漸開始接受越來越多層面、越來越廣領域中的改革。
              1979年3月,中國價格體制改革開始進行。作為直接反映市場信號的價格,價格改革成為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必不可少且至關重要的一項措施。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5月,這四個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從經濟特區開始,新中國面朝世界,春暖花開。
              1982年1月,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從此之后,一號文件成為“三農”的代名詞。
              一旦思想開閘,改革將從涓涓細流到濤濤大潮。此后,改革措施越來越密集,推進越來越扎實。在那個萬象更新的年代,伴隨著思想的破土,一系列改革的新種子被埋下,此后結出的果實,帶動起40年的壯闊東方潮。
              “我上初中時對一首歌印象特別深刻:陰濕的地方需要太陽,苦難的中國需要共產黨。太陽照耀著萬物生長,共產黨壯大人民才能解放。”吳昌倫說,這首歌至今仍在他腦海里蕩漾,也成為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40年的最深感激。
           

          【期號:3344】【版面:01】【作者:蔡若愚】打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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